当领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时，不得启动或继续进行修订程序。

由于立法者总是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彰显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则在道德上对于所有人的正当性或正义性，更是让法即正当、合法即合乎正义的笼统见解潜移默化地积淀到法字的内涵中，导致它的双重语义难分难舍地融为一体了。所以，要防止在恶法亦法还是非法以及恶德亦德还是非德的问题上把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我们就有必要从澄清法德等基本概念的纠结语义做起，深入辨析它们在不同语境下具有的实然语义与应然语义之间的微妙异同和复杂关联，以免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它们的双重意蕴等同视之，陷入要么在实然维度上因为恶法或恶德之恶就否定它们是实证法或实证道德，要么在应然维度上因为恶法是法或恶德是德就肯定它们的正当性的深度悖论。

(16)[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96、255页。④其次，在《法理学的范围》里讨论实证道德的时候，奥斯丁还这样指出了实然与应然的区别：实然的实证道德(positive morality as it is)是人们忽略其好坏优劣的实证道德，应然的实证道德(positive morality as it would be)是人们评判其是否符合神性法、因而是否值得认同的实证道德。(24)然而，撇开奥斯丁在应然维度上由于同时主张实证法应当符合神性法，否则人们就不应当服从而面临的与边沁类似的严峻张力不谈，他在此流露的要求人们服从恶法的有效约束力，结果严重扭曲了正义感的错谬意向，也不像哈特认为的那样是基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而毋宁说是因为他把自己业已分开的实然法与应然法又混为一谈了，所以才会走向与自然法思潮主张的应然即实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实然即应然，却没有看到下面这个关键点：尽管恶法在实然维度上的确是法，如同良法一样具有法庭强制实施的有效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应然维度上也应当像服从良法的有效约束力那样，服从恶法的这种有效约束力。(28)[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111页。不过，哈特在此没有引用的两位前辈的另一些论述或许更值得注意。

3.实证法如果违反正义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就失去了有效性。(26)另一方面，第一个要点要求人们维护实证法的安定性却与哈特的见解类似，潜藏着实然即应然、现实即合理的扭曲意向，把实证法具有实际效力的事实描述直接转换成了应当维护实证法的实际效力的价值诉求——或者说把实然维度上的忽略其好坏对错直接转换成了应然维度上的忽略其好坏对错，结果与后两个要点形成了冲突：要是第一个要点成立的话，为什么在恶法严重违反正义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维护它的安定性，反倒应当否定其有效性呢？即便恶法严重违反了正义，它不还是实证法，因而还有应当维护的安定性或有效性吗？事实上，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某些由于强调法的安定性主张人们应当服从恶法的见解。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授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浦东新区事务的特别立法权。

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民事法律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授权机关决定。（二）暂行与试行法问题 这里所讲的暂行与试行法，即法律文本标题中包含暂行或者试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这主要在《立法法》第96条、第97条、第99条、第100条中得到规定。上述矛盾在地方先行性立法尤其是地方政府规章先行性立法中，会显现得更加突出。

笔者也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这一问题并秉持这一观点。不过对此，法律界有不同看法，认为只要现行法较旧法对适用对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更为有利，便可溯及既往地适用，不用问立法者有无明示性规定。在第一种情形下，下位立法主体明知有上位法存在，仍制定与之相抵触的法律规范，是对上位法的冒犯。二是增加全国人大授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

这种情形下，在立法法中就暂行法、试行法的制定作出限制性规定，有利于克服暂行法和试行法名不副实现象的发生，维护立法的严肃性和整个法律体系的权威性。为此，建议本次修法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可见，基本法律调整的主要为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事项，普通法律调整的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摘要：《立法法》本次修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进一步体现科学立法原则，强化试验立法功能，使立法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协调性。

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从时间纬度可分为两种：一是后制定的下位法与先制定的上位法相抵触。此外，《立法法》第72条规定，设区的市 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落实科学立法原则的路径很多，但从实际出发，积极发挥授权立法、地方立法的试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体制机制保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2〕17号）于2022年6月7日通过，2022年8月1日才施行。

笔者以为，本次修订除了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并规定监察法规之外，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立法原则，使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与相关制度更加有利于促进立法的科学性。长期以来，我国法理学有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适用规则。《立法法》第73条第2款虽已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并没有制定民事法律和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先天条件和优势。基于以上理由，建议本次修法时对暂行法和试行法的制定规定一些限制性条件，至少应规定暂行法与试行法的暂行与试行期限。这些未列举的是否溯及既往，从而是否需要在但书中明确列举？ 且不说宪法、国际条约和公约等比较复杂的法律渊源，单就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而言，通常认为它们是对法律法规原文文义的阐明，应当与被解释的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时间效力，应当溯及既往至被解释的法律施行时发生效力。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并将其调整到第一章总则中。

正因为如此，《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35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行政法规的部分规定。（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根据前文对两类法律冲突和解决机制的分析，将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情形通过构建适用规则处理更符合其性质。在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检索可发现，从198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30多年间，包括有效和失效的在内，我国共制定以试行命名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决定1046部，以暂行命名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决定3908部。

国家机构组织法，不仅涉及国务院和其他行政机关的组织，还涉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国家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这就说明，除非立法机关有特别规定，程序法原则上应溯及既往，在但书中明确规定程序规则溯及既往，有其必要。就其内容和表述方式来看，与正式立法没半点差异。比之于授权国务院试验立法，这一规定太过简单，使授权决定缺乏必要约束。

3.有利溯及原则的重新表述 第93条后半句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在解释上容易引起分歧。以暂行命名的地方性法规12部，地方政府规章414部。

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地方性法规自主性立法权中的地方性事务概念的界定，却忽视了地方立法权配置的整体性、协调性问题。乍看之下，地方政府规章享有较为广泛的立法权，它不仅可以就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规定，而且可以在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就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务先行作出规定。

上述两种表述方式所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基本法律调整事项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之间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号）于2021年12月30日通过，2022年3月1日才施行。但是，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采用上位法采用的法律制度或手段。前者指所要管的事，后者指管事时采用的方式或手段。

这是因为，基本性标准属于同义解释，多元标准不过是对重要性标准的具体化。就其实施期限来看，有些试行法、暂行法施行长达35年，平均施行期间为15年以上，与正式法律法规的施行时间没有差别，甚至更长。

其二，谈及法律、行政法规时有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的前提条件，谈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时却无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的前提条件。因此，这种抵触是我国多层级立法体制下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下位立法者没有过错，符合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

绝对保留的事项，不得授权国务院立法，而立法法对绝对保留事项的规定较为简单，不够明确合理，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这一规定仅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其制定的法律的暂停或者暂时调整适用，不涉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

(责任编辑：永川市)